（一）王国珍——报刊部主任
说到报刊部最最德高望重的三元老，王国珍主任是首当其冲的。他国立英士大毕业，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初步的大学院校调整计划内，英士大学遭裁撤废校，部分科系并入复旦大学，其余英士大学师生大部分转入浙江大学。王国珍先生50年代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在杨振宁父亲杨振武的教研室任教务秘书。1958年错划为“右派”，据说是当时数学系右派指标不到被硬性拉进去的，1960年来到校图书馆报刊部工作，1986年退休。
熟悉王国珍的人都知道，他非常热爱图书馆，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报刊工作中，特别是在早期全国期刊分类排架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他和报刊部的老师们一起研究，创建了中文、西文、港台期刊的索书号手册，形成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独特的排架方法。1997年，教育部211工程检查时，当时的一位检查员问起图书馆的报刊编排规则时，我做了解释，他非常认可这种做法。这三本手册，已经成为报刊部的三本“天书”，当时每种期刊入藏时，都要用这些天书进行编目给号。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王先生更加注重国内外报刊交流工作，他在无报酬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工作，当时复旦大学图书馆同国外大学图书馆的交换规模多达百家以上，中文交换期刊约占我馆订购期刊的1/3以上，交换的中文期刊，需要一位工作人员专门为这些期刊进行登到，交换最多的中文期刊主要包括：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数学年报（中文版）、数学年报（英文版）、复旦大学校刊等。通过与国外交换期刊，一大批珍贵的期刊进入我馆，特别是一批港台期刊，50-80年代初，收藏相当完整，其数量远远超过上海图书馆。
1984年，文科图书馆开始新建，报刊部期刊库房内中、外文期刊总数在10万册以上，要把10多万册的期刊按文、理分开，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特别是西文期刊，有些语种根本就不认识，更无法区分文、理了，当时年近60的王国珍先生每天带着字典、工具书等，和西文编目组、国际交换组的专家老师们一起将我馆西文（英、德、法、意、西班牙语等）期刊全部按文理分开，文科的全部打包搬去新馆，理科的全部标上“此处不打包”字样，避免搬迁时混乱。
王国珍先生为人坦诚谦和，诲人不倦，生活俭朴，清贫自守。同事与他相处时，他从不以长着自居，总是以礼相待，日复一日，平时在看似平淡的交往中却蕴含着无比深厚的同志情谊，他平易近人和“慈母”般的爱，令人敬佩。图书馆同事给他起了个昵称叫“王奶奶”。
（二）曹宠副教授——报刊库房管理
曹宠先生毕业于华东新闻学院新闻专业，二年级他赴朝鲜战场成为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穿梭在战场前线，冒着生命危险用鲜血写下一篇又一篇战地新闻稿。近几年曹先生把这些真实故事通过整理，用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形式陆续发表。
1952年他回国在威海戍边，1954年复员。当时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王中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王中招录曹先生为新闻系工作。然后分配给著名教授舒宗桥当助教。1958年王中院长错划“右派”，牵连曹先生，曹先生离开新闻系去北郊区葑溪乡劳动。
1961年来到校图书馆编目组工作，62年担任报刊库房管理工作，直到1984年纪文兴接管报刊库房后，他才调入采访部任副主任，86年离休。
曹宠先生1962-1984年间一直在报刊库房工作。早期图书馆报刊存放很分散，狗房（放弃的卫星试验场）、数学系库房、第三教学楼地下室等，学校内到处堆放报刊。80年学校决定把现光学楼附近二层防空洞给图书馆报刊部，曹先生勇挑重担，将分散在各处脏乱的报刊集中到防空洞，大约有3万多本。外文报纸有泰晤士报、法国人道报、红色人道报、费加罗报、朝日新闻、赤旗报等，中文报纸主要是各院系退给图书馆的大报，中外文期刊全是复本，大约有2万多册。防空洞8-9个房间排列满满的。其中有一间专门用于堆放文革资料（传单）。有关复旦文革资料的问题，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金大陆教授曾经采访过曹宠和秦邦廉两位先生，具体内容刊登在2006年6期《史林》上。
曹先生一再强调62年的馆藏清查工作使他获益匪浅。不仅对馆藏资料深入了解，同时长期接触大量珍贵报刊资料，使他对中国报刊发展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大学图书馆情报系经常请曹先生、秦邦廉上“中国期刊发展史”课程。由于两位上课“随意”“自由”“活跃”，深受大学生好评和喜欢。曹先生还为新闻系学生上摄影课，他风趣诙谐的风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曹先生给自己写了一段话：年轻时，幸喜体健力充沛，奉献血汗无所谓；老年时，糊涂一点能长寿，潇洒一点乐无穷。
（三）刘家树副教授——报刊部订购
刘家树先生1956年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调干生）。1958年发表毕业论文《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后被错打成“右派”，送进安徽白茅岭监狱劳教20多年。从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81年分配到图书馆做报刊订购工作，他工作严谨，认真踏实，近60多岁他经常去福州路旧书店做中文期刊（民国期刊）补缺。1985年离休，1985年报刊订购工作由钱建兴接替。
刘先生一生美好时光都在白茅岭监狱度过。20多年来，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就研究列宁《哲学笔记》。这是列宁一部十分重要的哲学文献集。记录列宁通过学习和研究哲学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本质，不断形成新的思想飞跃和发展过程的原始文献。刘先生潜心研究每个话语片段，写下无数具有高深造诣和独创的见解的笔记。1984年，市宣传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恢复活动，市宣传部副部长刘吉是刘家树的好友，第一次邀请刘先生参加活动。刘先生跟我说他非常激动，准备发稿，提出10多个问题，和一些专家热烈讨论。
特别在80年代末，他经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先生商榷马列哲学问题。每发表文章都引起理论界轰动（理论杂志内部版）。他第二任妻子希望他不要再写这类文章，他说研究马列哲学是他一生的追求，哪怕荆棘丛生，也要不畏艰难。他说“我之顽固不化，就顽在此”。
前排左一：王国珍；
后排右一：刘家树；
后排右三：曹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