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What makes a terrorist : economics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索书号：F113 /K94(HF) /E
作者简介：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于1983年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于1987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200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并在2003年当选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士。1987年起，克鲁格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作为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教授在该校从教逾20年。克鲁格不仅具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也有相当丰富的政界经验，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克鲁格发表了许多关于教育、恐怖主义、失业、劳动力需求、收入分配、社会保险、劳动力市场监管和环境经济学的论述。主要著作有：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Education Matters: Selected Essays, Inequality in America: What Role for Human Capital Policies? What Makes a Terrorist: Economics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 等。
什么造就了恐怖分子：经济学与恐怖主义之根
巴黎恐怖袭击再次震动了世界，提醒我们这个所谓的“地球村”的诸多邻居之间并不是一团和气，歌舞升平的，也是与不信任、暴力冲突与怨恨相伴的。我们很难给恐怖主义下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对于恐怖主义学术界大概不下一百种的定义。不仅是学术界，当2002年来自五十多个伊斯兰国家的外长同意一致谴责恐怖主义时，但是苦恼于却不能够对恐怖主义的确切涵义形成共识。在阿兰·克鲁格看来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都具有这些特征；首先是具有政治诉求的，而这种诉求的实现策略是专门针对平民的、旨在在民众中散播恐惧的暴力活动。
初读这部著作的标题，大家也许会认为作者可能是试图去论证全球化与经济因素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原因，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部著作挑战了我们对于恐怖主义滋生的常识性理解。总的来说，针对于恐怖主义大致上有如下主流但是简单化的解读模式。最为流行的是经济的全球化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不高，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不少政治家如布什、布莱尔、穆沙拉夫，以及宗教领袖在谈到应对恐怖主义活动之时，几乎异口同声的认为经济贫困和缺乏教育是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不仅这些领导者，在知乎社区笔者曾经看到一个涉及到新疆的暴恐根源的问题，其中得票最多的回答是将恐怖袭击归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区贫困之上，应对之道就是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经济收入。对他来说解决方案是那样简单，“月入300以上，无暴恐分子”。其次，文化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冲突，美国的一般民众在对于恐怖分子往往是不加反思的声称“他们痛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克鲁格说“这些解释已经被出于信念式的欣然采纳，而不是出于科学的证据。”
与书名给大多数读者的第一印象的暗示相反，克鲁格恰恰是反对将恐怖主义的原因简单的归之为经济贫困，仅仅从经济层面去寻求应对之道的。他的原书名本拟为“将社会科学包容在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这部著作是基于作者2006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系列讲座改编而成。他认为应对恐怖主义不是单独的经济因素解释就足够的，经济学对于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解释力反而是非常有限的，因而需要一种包括政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在内的多学科合作。作者也明白自己研究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微观的个体的分析更容易把握，然而从宏观层面解释社会整体性特征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来说则相对困难；另外一方面，对于恐怖袭击的持续性的数据大都保留在国家层面，对于研究者来说不那么容易获得。
在第一章“谁成为了恐怖分子？恐怖主义的个体参与者特征”中，作者主要致力于从解释哪些微观层面的因素与个体暴恐活动以极端政治立场有关，并挑战那种“贫穷滋生恐怖主义”的常识。作者首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德国发生的排外犯罪切入，指出高失业率与高排外犯罪率地区并不是相一致的。其次，作者以2004年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中（包括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土耳其）“针对美国和西方人自杀性爆炸袭击”的社会舆论调查，以及参与暴恐行动者的经济以及受教育状况的统计指出，在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和高收入人群反而是更倾向于支持暴恐行动，而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缺乏教育和低收入以及失业人群构成暴恐的主要支持者。与精英阶层对于地缘政治诉求相比，他们往往需要解决更急迫的生计问题。但是作者并不否认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收入和分配的巨大差异可能造成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并使之倾向或者同情恐怖主义。全球半数的人口生活在日收入两美元左右，超过十亿的人口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大约有七千八百多万成年人依然是不识字的。如果说一定要说贫困与缺乏教育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必然性的关系，那么整个世界就充满了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与之相反，大量的学术界和政府研究都说明大部分的恐怖主义者来自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甚至是高收入阶层。这些证据都表明贫困与恐怖主义关联性很小。作者认为有许多理由促使我们致力于消除贫困与提高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但是消除恐怖主义不是其中之一。恐怖主义不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才产生的，而是具有宗教和政治诉求的。他们狂热关注的不是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而是那些能够让他们为之赴死的理由。
在第二章“恐怖主义在哪里出现？恐怖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作者讨论了恐怖主义与国家经济以及自由民权状况的关系。克鲁格认为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对于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民主权利的限制，使得非暴力的反对方式不能实现。对于情况的不满使得人倾向于采取恐怖主义策略。他也有限度的承认“西方人”并没有对自己的中东政策能够导致负面甚至是暴力性的后果进行足够的反省。对于民主政治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给出强有力说明，或者他无意去展开讨论这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可能这是由于他的考察视角比较一致的着重于经济层面。当然笔者在这里也有质疑，恐怖组织的产生是否与对自由民权的限制具有确定的相关性，非美国式的国家形态是否理所当然的就是恐怖主义的渊薮。从这位美国学者的视角来看，朝鲜、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显然是对自由民权限制的国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国家向西方输出了恐怖主义活动。情况可能相反，沙特阿拉伯甚至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在2007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基地组织的主要领导被逮捕或消灭、伊斯兰国家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民主革命之后，恐怖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进一步做大的趋势。埃及的穆巴拉克的政权被民主革命推翻之后，保守的、甚至极端的宗教力量反而借助民粹发展壮大、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互不相容，结果是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一个强有力军事政权来控制局面。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否能够同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和社会传统相调解，能够形成为对恐怖主义的约束力量，这恐怕不是靠形式上的民主体制就能解决的。在克鲁格的社会调查中，甚至在民主政治发展相对成熟的土耳其，同情暴恐的也是大有人在（三分之一左右）。恐怖主义活动不是在个别国家的，而是跨国性的有组织活动，无法从GDP、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识字率等数据来进行解释。克鲁格明确指出在理解中东地区的跨国恐怖组织何以能够出现时经济因素不重要，而宗教因素才是重要的。
在第三章“恐怖主义达到了什么目的？恐怖主义的经济、心理以及政治后果”中作者指出，恐怖主义十分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去散播恐怖情绪，至于对经济情况的影响，在学术界则是存在两种相反的论调，既有像弗里德曼那样认为恐怖袭击对经济构成巨大打击的悲观立场，也有像罗伯托·巴罗那样认为911使得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从而结束美国经济困局的论断。作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估并指出无论是经济的增长还是衰退都与恐怖袭击对社会心理和政治的影响紧密相关，恐怖主义只有当民众和政治领导人做出过度反应时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克鲁格的著作对我们关于恐怖主义根源的常识性解释构成了极大挑战，当然所招致的批评也并不在少数。一些批评者指出学生、知识分子以及高收入者中对于现状的不满者往往是构成恐怖主义最初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当恐怖组织获得影响力时需要吸纳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笔者认为这些质疑并没有摧毁克鲁格的论证，而只是说明了政治性运动的发展从精英到动员其他社会成员的一般趋势。这无法解释相对富裕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为何成为了恐怖主义活动最初推动人群，为什么不是由贫困人群发源而影响到精英阶层；另外这种观点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恐怖主义的政治计划中，解决贫困、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大多不处于重要地位（红军旅等少数左翼恐怖组织除外）。特别是在最近的ISIS的纲领中，甚至公然主张恢复奴隶制。最后，即使我们不认同克鲁格的论断——贫困与恐怖主义关系甚少，也应当充分意识到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其中包含着社会心理、政治诉求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要简单地将解决之道寄希望于经济层面。
供稿作者：哲学学院博士生 张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