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gic of evil :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Nazi Party, 1925-1933
恶的逻辑：纳粹党的社会根源1925-1933
索书号：K516.43 /B912 (HF)
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96
作者简介：威廉·布鲁斯坦（William I. Brustein）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全球战略和国际事务副教务长，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国际事务副教务长以及国际项目和研究部主任。他在政治极端主义宗教和种族偏见等领域已经发表了多部相关著作，重要的有The Socialism of Fools?—Leftist Origins of Modern Anti-Semitism，Roots of Hate: Anti-Semitism in Europe Before the Holocaust, The Logic of Evil: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Nazi Party, 1925-1933,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Regionalism: France, 1849 to 1981。
“这部著作是关于平凡的德国人如何出于平凡的理由加入一个不同寻常的政党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布鲁斯坦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数据基础让人印象深刻，其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其结论是令人不安的。”
——杰弗里·考普斯坦，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将新的历史数据与对于个体决策的相关问题的敏锐关注相结合，布鲁斯坦令人惊异的使得纳粹主义也可能成为德国人在上世纪30年代“理性选择”。这部著为理解极端运动如何吸引追随者以及理解纳粹党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杰克·古德斯通，加州大学达维斯分校
“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威廉·布鲁斯坦运用了强有力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理论，即理性选择理论，去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谜题：哪些人在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德国加入了纳粹党？”
——约翰·欧罗林，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记得曾经向一位从事德国研究多年的老师询问，为什么曾经向世界贡献了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同样也是二战的发动者，为何一向以理性、严谨而闻名的德国人卷入了战争和造成了奥斯维辛的惨剧？那位老师的回复是简洁的，任何国家如果在德国当时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纳粹。看过电影《浪潮》的人也许会明白这一点，在一场模仿纳粹为模式而进行的课堂试验中，几乎所有学生都成为了“新纳粹”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支持这个试验的继续进行的动机也许普普通通的非恶的，但是最终却导致试验结果以悲剧收场。威廉·布鲁斯坦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纳粹的支持者就像其他的选民对于自己政党的支持一样，大多认为选择纳粹能够提升他们的经济状况。他的立场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恶的根源也有可能是出于普普通通的理由。
《恶的逻辑》是从当代社会科学中理性个体选择的角度对纳粹主义和其他极端的政治运动的进行分析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哪些人成为了纳粹，为什么？”是最为基础的，在这一部分布鲁斯坦主要对传统关于纳粹运动兴起解释模式，主要是“非理性”的、以及政治-宗教派别的提出了批评。由于作者选取了一个更为特别的研究视角切入，必然要对自己的视角如何具有优势而进行说明，并且要介绍自己的方法论依据。第二到第四章则分别分析了魏玛共和国的政党的经济方案以及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与这些政党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展示了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的经济利益，以及与纳粹党相竞争的这些政党对于这两个阶级的经济利益的解决方案。最后一章分则是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并指出对于这两个阶层来说加入纳粹党的经济上的刺激和约束因素。
布鲁斯坦的写作围绕四个具有挑战性的主题展开：第一，与当代学术界的研究相一致，布鲁斯坦认为在1933取得选举成功之前纳粹党试图将自己包装为能够对德国的各式各样问题提供总体解决的政党，从而尽可能地吸引不同阶层的不满者；而布鲁斯坦则是追问为什么纳粹党的纲领能够广泛的吸引不同阶层群体的人。在他看来，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员来说，希望改善经济状况的诉求是共同的，是他们支持纳粹党的重要原因。其次，这些对于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者主要由哪些阶层和职业群体中的成员构成；第三，它探讨了与当时德国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相比为什么这些群体中成员更倾向于纳粹。第四个主题是相对隐藏的，涉及到为什么就纳粹成员和投票这一背景下，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选择的模式比“善与恶”或“理性与非理性”解释模式更有说服力。在笔者看来，布鲁斯坦受制于自己的理论视角不能很好的回应它。
对这些问题，布鲁斯坦提出应用基于利益的解释模式，即个体行动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察，支持某种政党的将获得的好处会超过成本。这种模式作为他的主要解释工具的首先被运用于对魏玛德国时期的不同社会阶层、职业以及经济地位的分类，并分析这些群体中哪些更倾向于加入纳粹党。现代选举研究也认为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模式构成了当代政治决策的基本准绳。而当代关于纳粹主义的学术研究主要强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经济因素有所忽视，就此而言布鲁斯坦无疑是别辟蹊径。由于经济和金融问题典型的、最突出地体现在政党的经济方案中，布鲁斯坦进一步假定政党的潜在成员和选民能够考察不同政党的经济方案的相关价值。因此，对德国的主要政党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平台和方案，布鲁斯坦试图揭示这些特殊群体（社会阶层、职业群体，或行业）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加入纳粹党的理由是什么？不同的社会和职业加入纳粹的原因与经济因素的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通过分析德国社会的职业、市场和阶层等各种要素，布鲁斯坦得出了加入纳粹党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分化图表。个体政治选择是与其所带来经济成本息息相关的，有时是实质性的，如某个政党的经济政策如果落实可能会导致自己工作或社会地位的丧失。布鲁斯坦发现纳粹党高度重视自给自足的、保护主义的国家，强制的不可分割的继承权、税收减免、安置政策，创造就业机会，和反垄断政策，这些都对德国的老中产阶级成员（工匠、农民、商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般来说，经济衰退加深，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对于经济因素的诉求就会变得更强，约束和削弱人们选择支持纳粹党的负面因素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
布鲁斯坦的考察路径的优点是其简约性，特别是鉴于当今纳粹主义研究领域中过度政治化、复杂化的局面。布鲁斯坦也很清楚，就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德国政治经济状况来说，理性选择模式可能相对简单化了。但任何方法都应该由其成果来判断，即这种方法是否能够使我们回答老问题和发现新的问题领域。布鲁斯坦应用理性选择的思维对纳粹成员的研究能够带来什么新成果呢？那些140万德国人在1925和1932之间加入纳粹党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纳粹勾画了似乎“富有想象力和主动的”经济方案，迎合了这些人的物质经济关注。大多数支持者参加纳粹党的主要动机必然包括经济性的因素。在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老中产阶级，已婚男性白领员工，进口型行业的工人和熟练的蓝领工人构成了在1933前纳粹的骨干。其他群体，尤其是公务员群体，在加入面临更高的政治约束因素，尽管纳粹党的方案一直试图回应他们的经济问题。一旦这些约束因素在1932年中期被消除后，公务员加入纳粹党的倾向急剧增加。布鲁斯坦的分析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解释为何纳粹的纲领在当时的德国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反响。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魏玛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再被德国人信任，纳粹党的经济方案提供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第三条道路”，一种既非是共产主义式的计划经济，也非彻底的追逐盈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布鲁斯坦的论点，在纳粹党的崛起中“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只是边缘化的角色”并不能从他的分析中得到证明。布鲁斯坦有意地回避了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关联的问题，这也使得这部著作显出过强的经济还原论色彩。实际上，在纳粹的纲领中这些意识形态是与经济方案整合在一起的，很难说意识形态因素对纳粹支持者的影响是不重要的。这使得布鲁斯坦的著作显得有些为参与纳粹行动的德国人开脱之嫌。因此，他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在纳粹崛起获得政权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反犹太言论与经济和政治问题整合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布鲁斯坦似乎不那么前后一致。
总的来说，这部基于经济利益的个人选择模式去解读纳粹早期兴起原因的著作是比较新颖的。布鲁斯坦通过新视角考察纳粹运动的结论恰恰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使大多数的个体参与者的政治活动是基于理性的经济利益选择，在整体政治、社会后果上也会有可能表现为“非理性”的。特别是当政治行动中的个体面临经济利益与公平正义的原则相冲突的矛盾时，应当怎样进行抉择，这恰恰是当代实证社会科学基于经济利益的个体选择模式所难以解决和回避的问题。
供稿作者：哲学学院博士生 张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