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Am I Making Myself Clear? A Scientist's Guide To Talking To The Public
作者：Cornelia Dean
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索引号：G312 /D281 /E(HF)
作者简介：康内莉亚·迪安是《纽约时报》科学栏的前任编辑，她不仅是一位新闻记者，同时也是美国杰出的科普工作者之一。现有著作：Against the Tide ( 2001)，The New York Times Book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More Than 100 years of Covering the Expanding Universe (2013)
每个科学家，科学传播者以及大学出版社的管理者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这本书。我还没有读过比这本书更好的、更为透彻的关于各种形式的科学传播的指南。迪安的对于如何接受记者的采访（无论是纸媒、电台以及电视）建议是非常精辟的。她的著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从你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如何在电视媒体前的着装，到总是假设你所你说的都已“成为记录”。她也就制作网页内容、如何写你自己的书并出版发行，以及如何处理同政治家的关系提供了建议。
——Gia Milinovich 《自然》杂志
科学家们该怎样同媒体和公众打交道？
《我讲的清楚吗？——科学家的公共表达指南》
记得几年前在科学史的讨论课上，一位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老师随口就中美一般大众对科学家的不同表象做过一番有趣对比。在美国普通人眼中科学家是值得尊重的，不过他们常被视为性格古怪的一群人，公众有时甚至会忧虑科研工作带来的后果；而在中国人眼中科研工作者的形象则是非常正面的，他们的性格往往是平易近人的、他们的工作也是无私高尚的。不过事情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思想格局的多元化、以及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等因素的影响，公众对于科研工作者的形象也在逐渐变化。时下的公共舆论中已经屡见不鲜对于科学工作缺乏足够尊重、信任、甚至质疑的案例。当然一方面这说明公众反思意识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对科学过度的不信任和怀疑是滋生反智主义的温床。恐怕没有什么比科普工作的开展能够更有效地遏制这种倾向了。现代科学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仅使得公众不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即使科学家们对彼此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可能不甚了解。这就使得科学传播工作在当今显得日益重要。科学家们应当怎样介入相关公共问题讨论中，应该怎样向公众解释一些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科学家们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避免在公共辩论中被误导、从而将信息有效地传达给公众。即使在公共领域发展相当成熟的国家，处理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同样也是非常棘手的。
迪安的这部著作即是弥合科研工作者与传媒之间鸿沟的努力。科学家与媒体早已分别对对方形成了刻板的印象：科研工作者倾向于将媒体人视为肤浅的煽情者、热衷于制造争论和无事生非；而记者则将他们视为无聊的、善于使用听不懂的行话、但却无法抓住中心论点的人。为了清除相互的误会，作者在著作开篇中诚恳地邀请科学家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她清楚科学家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只会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到乐趣。向不知情的公众解释一些基本问题也许会花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科学家们自己同样也是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并且当代的社会政策制定已经离不开对相关科学知识的了解。“我们需要告诉公众社会政策是不是在合理、理性的基础上被制定的。从未来的医疗保障及其支付到燃油税，所有这些都能够受益于对广泛的科学知识的了解。”就气候变化、保护濒危物种、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太空计划等问题上，如果公众仍不能对这些议题形成理性的观念，那么他们也不会理解这些技术问题对于生活意味着什么。缺乏相关科学知识的弱点会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利用。气候改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科学界已经公认大量碳排放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限制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却一直没有实施。因为公众被灌输了这样那样的理由，诸如气候改变的科学论证站不住脚、或者一旦采取措施将会导致经济衰退等等。这可能是由于政客和既得利益者出于自己目的的宣传，通过歪曲事实、夸大科学的不确定性等蛊惑公众。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当代社会的公民缺乏科学知识，他们不可能履行自己应有的责任。因此迪安劝勉那些科学家们不要在自己的研究资金被削减时才发出声音，也不要满足于只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科学家们要积极的参与公共生活和国家政策辩论、将他们的科研工作传达给媒体和公众。
作为一名经验老道的科学记者，迪安不仅熟悉媒体的工作策略和流程，也知道如何使复杂的科学成果通过较为平易的方式走近公众。这些经验使得她能够为科学家们支招。本书随后章节就为科学家如何积极地介入公共讨论提供了非常全面的实用指南。其中主要涵盖了科学家如何同记者互动，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将自己的研究通过电台、电视、网络或者纸媒的形式传播，如何参与司法过程以及政策制定等相关内容。
以科学家与媒体记者的互动为例。由于担心自己说错话而被记者们断章取义，大部分科学家们对采访要求的通常做法是“我压根不理他们”。迪安认为如果研究者们做好充足的准备的话，接受采访是有益无害的。这也是科学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方式。首先科学家们应当询问报道者关心的主题以及发稿的截止期限。这样他们就了解报道者有多少时间来整理所记录的内容，可以从容选择给予简明扼要或是较为全面的内容。如果准备时间充裕的话，研究者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报道者的背景材料：看看她撰写的文章，熟悉下她的提问方式和思路，看看他以往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误解。在接受采访时之前研究者们应当想清楚需要集中阐述的两三个要点，以及需要保留的关键细节。在接受采访时应当主动告知他们的研究目的、动机、规划以及收集数据和分析的方法。当然也要尽可能的介绍这项研究对人们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意义、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有什么意义。科学家们需要尝试以最清楚简单地语言来表达这些要点。当讨论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科学内容时，应当尽量避免使用行话。可以多利用图表等较为直观的方式，也可以采取类比和比喻的形式传达信息，这些会极大地帮助采访者。科学家要预计到对方的接受程度，也需要观察对方的表情和反馈，看他们是否能跟得上思路。当然这种能力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练就的，因此科学家们应当尝试在平时多加练习，比如向家人、邻居、甚至是在飞机上向邻座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
迪安提出了几种策略可以帮科学家们有效地传达信息：包括过渡、强调、以及重复。在被迫回答与主题不相关的问题时，可以使用一些过渡句将话题转移到你要说明的主题上，例如“是的，但需要补充的是…”或“是的，但是更为重要的主题是…”。其次，表达一定要突出重点，科学家们可以事先将要着重强调论点标记好，并在采访中明确告诉报道者。其三，有些关键的信息只讲一遍是不够的，必要时需要再次提醒对方。
有时科学家在看到报道的标题后感觉到自己被曲解了。因为记者往往希望通过简洁而强有力的、能被一般人理解的引述来总结。科学家觉得这样会流于肤浅，但是记者们最希望得到被采访者的“原声摘要”（sound bite）。如果没有在采访的内容找到醒目的总结，他们很可能会断章取义，甚至自己动手来做总结。因此科学家们要事先要对传达信息进行提炼，并通过尽可能不被误解和歪曲的方式表述出来。在新闻界不存在学术期刊中所采用的同行评议规则，因此科学家们应该关注那些报道，如果出现了问题就要尽早地通知记者纠错。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科学家们在接受采访时一定要预设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已经被记录了。因此言论要力求客观，不要讲那些自己不希望被公诸于众的话。
因此迪安也提醒科学家们一定要注意同媒体和受众接触时的态度和口吻。迪安告诫科学家们不要用以朋友或同事的口吻向记者和受众传达信息，而是以一种更为慎重客观的方式。她曾向一位科学家邮件询问关于一个工程技术的看法。她首先接到这样的回复：“我对这件事太了解了，它完全是在扯淡。”过了几分钟迪安又收到了一封邮件：“如果你想引用我的话，我会发给你一封邮件，给出对你这个问题的更为学术性的答复。”回答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是很重要的。科学家要诚恳的面对媒体和公众，应当避免情绪化和个人化，不要轻易动怒，也不要对自己认为愚蠢的问题变得不耐心。因为就这个领域来说公众不可能拥有和同专家一样的知识。
正如Gia Milinovich对于这部著作毫无保留的赞美“每个科学家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这本书”。当下中国公共领域中的诸多讨论议题，我们不仅需要听取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声音，也需要听到更多科学家的声音。阅读这本书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介入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也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书评作者：哲学学院博士生 张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