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Belonging in the two Berlins : kin, state, nation
作者：John Borneman
索书号：K516.03 /B769(HF)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约翰·波纳曼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他于于1989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91-2001年曾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以及哈勒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顾问。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世俗礼仪、法律、主体间性、心理分析、欧洲一体化、德国等方面的问题。他所发表的著作主要有：Belonging in Two Berlins: Kin, State, Nation (1992), Settling Accounts: Violence,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Postsocialist States (1997), Syrian Episodes: Sons, Fathers, and an Anthropologist in Aleppo (2007), (2007), Political Crime and the Memory of Loss: Events of Closure, Rites of Repetition, and Accountability (2011)。
东西柏林的归属感：亲属、国家、民族
德国统一距今已经将近30年了。冷战、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东西德分裂、对立进而统一的历史仍然是今天对德国问题感兴趣的大众和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提起那段历史，也许我们会想起著名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它发生在两个对立角色之间——通过一个东德史塔西特工对一个异议作家的暗中保护来讲述对于自由、公正理想追求的故事。或者我们会想起温情脉脉的喜剧《再见列宁》：由于担心母亲的精神状况不能适应两德统一后的新环境，儿子想方设法为她营造出东德生活小天地，使她能够安享余生。也许电影对于时代变迁的感性具体的描绘，会使我们我们更希望了解在那段历史中德国人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而这样的生活模式变迁与国家之间究竟具有什么互动关系。波纳曼的《东西柏林的归属感：亲属、国家、民族》就通过出色的人类学研究向我们揭示了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
80年代末的柏林是各种政治文化力量角逐的中心之一。波纳曼称那时的柏林“极端后现代的区域”（ultimate postmodern space）：由不同的占领军来保护和支持的东西柏林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容纳了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无论是老的社会主义者、右翼的新纳粹主义还是红军同情者。波纳曼在1986年到1989年花费了两年半时间在柏林进行他的“田野调查”。不仅仅是在西柏林，而且他也有幸以美国人的身份到东柏林进行实地调查。有趣的是就在他的柏林期间研究工作结束不久，德国就发生了超越两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吁求民族统一的革命。作者坦白道他当时几乎没有料想到这一事件会发生得如此之快。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的德国统一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确实是难以预见的。正如作者研究中所揭示的：东西柏林之间四十年的相互隔离，以及在冷战中意识形态斗争的洗礼，使得东西柏林人各自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认知结构形成了巨大差异。这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弥合，即使现在前东西德地区差异，特别是经济上的差异依然存在。
波纳曼当时在柏林的研究的重心是勘察东西柏林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他倾听了柏林人的不同生活故事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研究了东西德不同的亲属政策的法律史。基于这些调查工作，波纳曼运用了人种学与社会人类学的框架对柏林人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两代柏林人的自我印象中的“生活结构”并且将其与两德官方更为青睐的典型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波纳曼谦虚地认为他的著作可能给读者带来不是满足，而是挑战甚至是不安。这部著作具有“实验的特征——从现实的参与中获得知识，融合了个人的与经验的，得到了暂时和尝试性的发现。”
先让我们大致了解下波纳曼著作的主要构成篇章以及大致主题。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他如何展开实地调查工作以及对话访谈发生的地域。另外他也给自己著作的主题与实地调查的关系，以及人类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进行了一种纲要式的勾画。第二章主要是介绍作者是如何获得这些材料的方式。第三章则是对人口统计学背景的总结；在第四章中作者尝试对亲属关系的法律史展开比较分析。第五章到第八章是论述的主体，展现了东西柏林两代人的生活结构。作者认为这部分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种学意义上的叙述，而是揭示了东西柏林人之间的生活模式之间相互参照的关系——每一代人对于他们自己的理解都是对大时代背景以及与他者差异反思的结果。其中第五章和第六章考察了东柏林人亲属关系观念的变迁。第七与第八章相应地则是考察西柏林人。第九章则是在讨论婚姻与家庭和民族关系中给出最终的结论。最后的附言中作者讨论了其后续事件如东柏林的解体、柏林的统一以及统一德国的重塑。尽管这部书的手稿主要完成在1990年之前，作者还是将两德统一后的相关情况放进了附言中。其中比较有趣的是波纳曼将东德1989年之后的历史与美国建国时期、以及内战后重建的历史做出的比较。
《东西柏林的归属感》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作者选择柏林作为这项研究的范本是因为在那里问题表现的更为清楚。东西柏林作为两种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的“交界地”，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表达最强烈、最明显;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东西柏林也是民族界限最模糊的地方。波纳曼认为由于在柏林东西德相互之间的观念交流更为频繁，那里公民更容易挑战和抵制国家的官方叙事，所以东西德官方需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民族建设工作”，以此来形成自身的认同和归属感。在波纳曼看来亲属关系是东西德重建各自的“民族性”的有机成分。波纳曼追踪东西柏林人的家庭和“民族性（nationness）”的发展的切入点是别出新意的，他试图避免以往那种刻板的、通过国家构成以及工会、政党或者工业发展等侧面所描述的历史。相反，他分别考察了经历了二战的德国人、以及在他们生活于东西柏林对立时期的后代：包括战后十年经历东德的“建设（Aufbau）”的一代人以及经历西德“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一代人、西德的家庭主妇和东德的职业女性，这些人的工作和职业情况。作者也考察了双方的交流对于塑造东西柏林人自身认同的影响：语言的交流是双向的，而人群流动则更多的是从东柏林向西柏林、货币与货物则更多地是从西柏林流向东柏林。另一方面作者也考察了双方无政府主义运动对于塑造东西柏林人自身认同的影响。在战后东西柏林都爆发过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在东柏林是1953年的工人罢工以及暴动；在西柏林则是50年代工人阶级青年派，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以及70年代红军旅（Rote Armee Faktion）的恐怖主义活动。
波纳曼将亲属关系与国家体制、法律之间的关系置于他讨论的中心。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归属感是通过家庭关系产生并得以维持的，因为亲属关系一方面不仅受到国家法律的界定，另一方面其又是在个体以及社会团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举例来说，当时德国统一后东西德法学家在亲属关系的立法上最为激烈的争论之一就是怎样看待堕胎这一问题，这也折射了国家法律以及意识形态对于亲属关系的影响。波纳曼在他的论述中考察了与亲属关系相关的法律、学校系统以及1948年的货币改革和住房政策。他于1986年和1989年展开的人种学研究补充了其关亲属关系构成模式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这部分构成了本书的最具可读性和引人入胜的部分。波纳曼认为东西柏林对亲属关系的观念发展历程呈现为彼此的“镜像”。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旨在恢复宗法血缘关系的传统德国家庭模式，而东德力图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到了80年代，年轻的东德人转而拥抱这种情感式的亲属关系，年轻西德人则回避情感转向一种更为平等的亲属关系。在这部分核心篇章中波纳曼采用了语言学和叙事分析的方法比较了东西柏林两代人的自述与官方的观点。波纳曼选取的老一代人的自述更多的是来自于公开发行的材料，而关于年轻一代的柏林人的讨论则部分来自于作者的实地采访，部分来自于波纳曼作为实地参与者的观察。相信读者在阅读这些部分的时候一定会饶有兴致。
总的来说，波纳曼分析了东西柏林人在二战结束后一直到1989年对峙结束的日常生活结构。生活的变迁也折射了东德和西德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大格局。在当时关于冷战的历史和意义的社会、学术争论的背景下，这本书的出现是及时和必要的。这部著作至今仍属于关于二战后德国研究中最有趣的、最具挑战性的理论考察之一，阅读它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东西柏林人的那段历史，或许会对拥有类似经历的我们也有着借鉴意义。
作者：哲学学院博士生 张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