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lightenment and Despair

《启蒙与绝望》

发布时间:2015-01-14浏览次数:71

 

 

 

作者简介:吉奥弗雷·霍桑(Geoffrey Hawthorn )现为剑桥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荣休教授。他曾在埃塞克斯大学以及剑桥大学教授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并曾作为访问教授两次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颇为广泛,包括社会理论史、反实证主义思想、东亚社会科学以及政治、1990年的前南斯拉夫的战争问题,此外他也就政治与哲学的重要论题发表过许多论文以及评论。

 

 

Enlightenment and Despair

启蒙与绝望(第二版)1987

索书号:HM24 .H39 1987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吉奥弗雷·霍桑的《启蒙与绝望》是一部关于社会理论史的独特著作。这部著作形成于他在埃塞克斯大学的讲座,涵盖了从启蒙至当下的思想史内容,并将其浓缩到260页篇幅中。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霍桑批判地考察了社会学理论的奠基者,如马克思、涂尔干以及韦伯之前的社会理论,特别是追溯到卢梭、康德以及黑格尔的重要传统。在霍桑看来只有回归到现代社会思想的理论源头中,才能更好的理解当代社会学的理论预设与理论差别。对社会学史的梳理工作并不轻松,更为难得的是霍桑将属于这门学科前史的18世纪的哲学观点的讨论包容在内。因此与单纯的局限于社会学范围内的观念史论著相比,霍桑的著作展现了相当宽阔的理论视野,纵跨了从卢梭到米尔斯,从休谟到哈贝马斯社会思想史。

       首先我们对霍桑的治史的方法论做一简单介绍。在这部著作的一开始,霍桑就解释了社会思想史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一种是非理性的处理模式,即认为这些社会理论是思想家对不同社会历史情景的表达,而相继的社会理论之间不一定具有延续性的秩序;另一种路径则是认为社会思想观念的演变是具有独立性的体系,符合普遍的理性。霍桑赞同后者,但他也试图避免将观念的因素过度神话,他指出社会理论本身也是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是行动者意图的表达,只有在他们的社会处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出霍桑追随的是以柯灵伍德(Collingwood)、约翰·邓恩(John Dunn,1940-)昆丁 ·斯金纳(Quentin Skinnner 1940-) 等为代表的剑桥史学的方法论来解读社会理论史。邓恩和斯金纳的理论重心在于他们始终将如霍布斯、卢梭等人的政治思想也视为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s)。政治思想不是无现实内容的抽象理论,也不是对于社会状况的偶然反思。理解这些过去的伟大政治思想家的文本需要理解其背后的理论意图(intention),也就是应当把握作者为何要提出如此这般的理论。当然我们也许会质疑,创作者与解读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隔,使我们能够很难把握作者的意图。在霍桑看来正是由于文本的存在指向了作者的意图,也预设了作者的意图应当被理解;并且文本意图的可理解性同时也要受到其时代的传统和论证方式的制约,这些都是使我们能够恰当理解渗透在文本中的作者意图的客观因素。“因此恰当的理解一个社会理论家说了什么不仅仅是理解他实际上说了什么,或是他说这些的动机,也在于去理解在作者在表达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说了什么。这是简单、有力且吸引人的。”在霍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论来重构社会理论思想史,并将其与社会和政治史背景进行了精巧的结合。

        正如本书引人注目的、带有挑战性的题目所暗示的,霍桑批判地考察了从启蒙以来的社会理论,认为其所伴随地是一系列持续的失败,而对其批判性地展示则构成了著作的主体。霍桑一方面考察了这些思想家们所处的不同宗教、哲学以及政治经济背景,另一方面则指出了这些不同思想家对于理论问题回答的失败。霍桑认为从启蒙以来的社会理论的主要可以被视为如下三种理论意图的具体化:第一种意图时尝试去回答和解释自然之中的人的地位;第二种意图是建立在前者之上,更为具体地回答以何种原则为基础,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意图则是建立在前二者的基础之上,以更加科学化的术语去处理更为特殊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是当代经验化、实证化倾向不断加强的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霍桑认为由于对于第二种问题的回答不尽如人意使得我们陷入了一种“绝望”,即在社会理论领域,我们几乎无法看清楚第一种类型与第三种类型的知识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抽象的形而上学”与“有限的经验”之间的相互对立。

    在1986出版的第二版中,霍桑对一些小错误以及晦涩难懂地方进行了修改,更正了一些论证以及参考文献。伴随着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他也更新了一些章节中表述,更重要的是为全书增加了一章全新的结论。正如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的讲座中所说的,密涅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只有在历史完成后我们才能够看清其本来的蓝图。霍桑也希望他的新结论成为“密涅发晚飞的猫头鹰”,能够重新赋予本书的内容以活力。霍桑在其中指出,启蒙以来的社会理论一直致力于回答如何为伦理论证找到基础,但是至今为止,社会理论所能够提供的答案“在事实的面前失败了”。面对强调相对性的、特殊精神(Geist)的德国的历史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挑战,当下没有真正的普遍理论能够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反讽的是,这恰恰是社会理论自身逻辑发展所呈现的问题,社会理论追求更为一般的、普遍性的真理,然而自身逻辑的发展却得出了背道而驰的结果——真正有意义的真理只不过是有限的、相对的、具体的、是我们自身的筹划、目标以及前概念的产物。 

    也许我们会对霍桑将启蒙以来的社会理论的演变归之为不断的失败这一结论不甚满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阅读这本具有挑战性的著作。《启蒙与绝望》与其说是对于社会思想史的梳理不如说向我们提出了更深层面问题,即如何评估启蒙主义的普遍理性对于社会思想史的影响和以及其后果。相信阅读这本书会给读者带来更为全面审慎的思考。

 

书评作者:哲学学院博士生  张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