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5) 第二版
索书号：B928.712 B435（2）（HF）
作者简介：Robert Neelly Bellah（1927-2013）美国社会学家与教育家，以宗教社会学研究而闻名于学界。 他于195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学士学位，后跟随帕森斯做博士阶段的研究，毕业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漫长的教书生涯并于该校荣休。其主要著作有《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破碎的契约》（The Broken Covenant），《心灵习性与良好社会》（Habits of the Heart and The Good Society），《人类进化中的宗教》（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在时下涉及公民与政治权威关系的政治思想讨论中，“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这一概念受到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这就不得不提贝拉，正是他于1967发表的文章《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以及后续的相关著作《破碎的契约》等引发了学界关于公民宗教持久而广泛的讨论。公民宗教并不是新概念，而贝拉的贡献则是将其引入当代的学术视野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恢复了其在政治思想讨论中的活力。
公民宗教概念在西方政治与哲学思想中颇有渊源。古典希腊罗马时期，宗教生活具有强烈的现世性功能，表现为对共同的道德常识以及城邦神祇的信仰，藉此形成了公民对于城邦（国家）权威的服从。这是共同体生活保持一致性和稳定性的重要环节。近代政治思想发端于对中世纪政权-教权合一模式的批判。政权与教权相分离，因而不再是教权的附庸，而这一政治领域的世俗化带来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威通过何种方式为公民所接受？卢梭认为个体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不能仅仅停留于迫从于国家机器的暴力或是法度的外在一致层面，而无关乎内在的、思想情感的层面。在卢梭看来“从未出现过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家。”如果政治缺乏神圣性的维度将难以唤起公民对于共同体生活的热情。他诉诸于人的普遍的良知（如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善有善报）而建立起的公民宗教。
贝拉的关于公民宗教的观点承自卢梭，都是基于强调社会团结和公民德性的共和主义传统。贝拉的公民宗教概念甚至可以上溯到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以及良好生活的论述。在贝拉看来“任何有着政治结构的社会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公民宗教。”都要面临通过某种终极的意义基础或者符号解释政治权威正当性的问题。贝拉强调公民宗教并不等于所有的宗教生活，也不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正如卢梭对于普遍的人类良知的强调，贝拉眼中的公民宗教不是单纯附庸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能够对现实政治生活保留道德约束和批判的作用，这就使得的贝拉的公民宗教概念具有了普遍性的维度。
《破碎的契约》基于1971年的威尔讲座，是贝拉对之前文章《美国的公民宗教》后续阐述和详尽发挥。成书之时的60年代末也正是美国国民认同出现危机之时。越战的爆发，种族冲突以及贫富分化的使得这本书成为了应景之作，寻求公民认同的精神资源构成了这部著作理论基调。同时贝拉关注的不仅仅是时下的政治认同性的危机，而是将理论视域扩展到了更深层面的现代性危机：如何回应追求贪欲的利己主义思潮与技术理性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的结合所带来的问题。贝拉批评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奠定的功利主义伦理：公共幸福不是建立在神圣正义（divine justice）之上，而是自利甚至是对贪欲的追求之上。这种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成为了当今美国社会中支配性的公共伦理，甚至成为了“服务于自利个体“自由”的全面技术控制的乌托邦主义”。在贝拉看来美国基础性的宗教道德观并不是自由功利主义的模式，并且其也难以解释更为广泛的社会、伦理、审美问题；而是在共同体的生活中产生的、更原初且一直都在发挥功能的、想象性的宗教道德概念。贝拉指出“通过公民宗教我指的是那种宗教性维度，我认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可以发现，通过其能够按照超越性的现实解释历史经验。”因此，这部著作不是实证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而是侧重于理解公民宗教的文化意义——通过现象学的、历史性以及符号性的研究考察美国人通对于自己的历史经验的解读而形成的宗教性的自我理解。贝拉认为美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具有这种准宗教的民众信仰，这种信仰是公民自发的对某些主流价值（包括符号，仪式，重要事件）的认可和神圣化，为社会团结和良好运行发挥积极作用。
贝拉认为美国的公民宗教经历了三次考验，第一次是美国革命与共和国的建立，第二次是由蓄奴废奴问题所引发的内战，而第三次则是功利主义与技术理性统治带来的道德解体的当下。以美国的起源神话开篇，贝拉指出美国18世纪的共和理念融合了基督教的慈爱（Christian charity）传统以及古典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传统。美国革命使得共和国的创建者们意识到“自由的契约”必须通过法律以及制度确定下来。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需要自由的理念不仅要在法律制度的层面得到落实，更为重要的是要落实在个体对公共义务以及法律制度的自愿认同上。这也就是说“自由契约”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德性和对公共义务的履行。革命带来的制度化成果不是为自由而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第二次考验内战使得美国人不但意识到奴隶制的罪恶性，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舍弃公共利益而一味追求个人的私利则会导致这种自由契约的解体。而第三次考验则体现了贝拉关于当代美国文化的思考。毫无疑问贝拉对于当下的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潮没有什么好感。他指出功利主义以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歪曲了强调公民德性与追求公共利益的自由。霍布斯式的极端个体主义原则排除了古典和基督教传统，私欲取代了古典的德行和基督教式的慈爱，然而缺乏对于善的共同理解和公共义务的敬畏则可能使得政治和社会秩序陷入瓦解。
《破碎的契约》作为一部原创性的著作，其中不乏敏锐而深刻的洞见。值得注意的是贝拉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预言”的性质，而非提供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他通过恢复公民宗教这一概念，希望在精神领域更新这种植根于公共生活中的宗教道德观念，形成“一种新的想象性的、宗教性的、和社会性的环境”来应对当代功利主义和技术理性思潮所带来的问题。
供稿作者：哲学学院 张云凯